在广袤的宇宙中，地球上的生命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复杂性。而在这复杂的生命网络中，人类因其独特的文明而与众不同。但文明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古老的、生命诞生以来的本能。

基因本性

数亿年前，地球上的生命还处于单细胞的简单形态。这些微小的生命体，尽管简单，但它们已经展现出了一种基本的“我与非我”的区分。这种区分，虽然在当时只是简单的对外部环境的反应，但它为后来的生命演化奠定了基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命逐渐演化为多细胞形态。这些多细胞生物的身体由多个细胞组成，它们之间需要进行协调和合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出现了更为复杂的“我与非我”的区分。细胞之间的分工和合作，使得生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。

但是，当我们进入更复杂的动物王国，这种区分变得更加明显，不仅区分了“我”和“非我”，更区分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。动物为了生存和繁衍，经常需要与其他动物进行争夺资源。狮子、猩猩、鸟类等动物都有其固有的领地意识和群体归属感。

而人类更是从孩时起就显示了这一特点。当我回想小时候，孩子们竟然自发形成了班级内部的“团派”，有的甚至发展成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的“欺凌”，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己的“圈子”，小朋友可能会对你做出仇视，这在国内外各个中小学随时随地就在发生着，大家或多或少经历过，或者耳濡目染。这种从单细胞到复杂动物的演化过程产生的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团体区分，它也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基因深处。

人类部落与农业文明

人类是群体意识最强的动物之一。这种群体意识，源于我们的基因，是数百万年演化的结果。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山脉，无论在哪里，人类都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落和社群。

在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，人们为了生存和繁衍，必须与其他部落进行争夺资源。但由于团体规模人数小，生产力低下，资源分配相对均衡，人们更多地依赖内部合作来对抗自然的挑战。而冲突更多的和外部落之间。

然而，随着农业的发展，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。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首次能够产生食物的富余，这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。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明确，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开始出现差异，从而导致了内部的阶级差异和斗争。

这种内部的阶级斗争，与外部的文明冲突，共同塑造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。例如，古埃及的法老与奴隶之间的矛盾，古希腊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，中国的古代农民起义都是这种内部斗争的体现。

在这些文明中，权力和资源的分配，往往是基于血统、地位和财富。这种分配，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矛盾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，统治者经常采取压迫和暴力的手段。而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，被压迫者也经常采取反抗和斗争的手段。

从部落到文明的演变，不仅仅是文明和文化的产物，更是人类基因和生存环境的产物。这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中的“我们与他们”的观念提供了一个深入的视角。

冲突的全球化

20世纪初，1914年的夏天，一个名为弗朗茨·费迪南德的奥匈帝国大公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遭到刺杀。这起看似偶然的事件，却成为了一场大火的导火索，迅速引发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。随后，由于各大国之间的联盟体系和相互矛盾，更多的国家被卷入这场冲突，最终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

这场战争，不仅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，还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。战后，欧洲的地图被重新绘制，许多帝国灭亡，新的国家和政权崛起。而这只是20世纪众多冲突和斗争的开始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。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，都是由欧洲的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竞争引发的。与此同时，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阶级斗争的时期。苏联的大清洗、中国的内战和文化（避开minggan字）大革命，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。

这些外部的团体矛盾和内部的阶级斗争，使得20世纪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和冲突的时期。这种动荡和冲突，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，更是人类基因和生存环境的产物。

20世纪的冲突和斗争，使得人类首次意识到，我们的矛盾和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，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爆发。这种全球化的冲突和斗争，使得人类首次面临了生存的威胁。

面对这种威胁，人类开始寻找合作和和平的途径。联合国的成立、冷战的结束、全球化的发展，都是人类为了避免冲突和斗争而采取的措施。这些措施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和冲突，但人类的基因和生存环境仍然是冲突和斗争的根源。

笨蛋：资源是有限的

无数次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能静态的看待资源的数量和分配问题，资源分配的均衡只会在某一个生产力阶段的数量和质量下。按照原始社会或者农业文明的“全部生存需要”，我们现代的生产力足够生产数万倍以上的需求，但没有人真的愿意隐居山林过低欲望“小国国寡民”的生活。

但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，从部落社会到农业文明，再到工业和信息时代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资源利用的上限在不断提高。这种提高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，而是在质的层面上的跃升。人类从利用石头和木头，到矿物和化石燃料，再到核能和可再生能源，每一次的跃升都伴随着技术和文明的进步。

这种进步，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多的资源，但当新资源分配出现不平衡时，这种基于“我与非我”和“我们与他们”的基因本能，会触发更大规模冲突和斗争。冲突和斗争，并不少是人类特有的，而是大部分地球生物的生存策略。但人类的高度智能和复杂的社会结构，使得这种冲突和斗争更为激烈和复杂。

随着技术的进步，人类开始探索太空，寻找新的资源和生存空间。这种探索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，更是为了满足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心和未来需求。当人类走出地球，进入太空，我们面临的不再是国家与国家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，而是星球与星球、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。

在这种新的背景下，星际资源的缺乏和争夺，可能使地球成为一个整体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和斗争会消失。相反，随着资源利用的上限不断提高，冲突和斗争可能会更为激烈和复杂。星球与星球之间的战争，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，而地球内部的冲突，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。

无论是在地球上，还是在太空中，人类的基因本能和资源的有效性，都会继续驱动我们的冲突和斗争。

人类的双重本性

在人类的基因中，确实存在“我与非我”和“我们与他们”的区分，这种区分驱动了我们的冲突和斗争。但与此同时，人类也有另一种基因，那就是合作和妥协。这种基因，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合作超越躯体强大与自身数倍的其他物种，成为地球上的食物链顶端。

合作和妥协，是人类智能的理性表现。在面对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矛盾时，人类不仅仅选择斗争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合作和妥协。这种选择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短期的利益，更是为了实现长远的目标。

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合作和妥协的例子。原始部落之间并不只是你争我夺的死活斗争，一些学会合作的部落建立了更强大的联盟，从而替代了其他的小部落。古希腊的城邦之间，虽然经常发生战争，但在面对外部的威胁时，他们会选择联合起来，共同对抗外敌。同样，古罗马的共和制让有产者和无产者达到共存，英国的“光荣革命”是君主和议会达成了平衡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平衡大小国等。冲突和合作，是人类的双重本性，感性和理性的集合体。

当今全球的新趋势

多年来，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、促进全球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联合国的影响力似乎正在逐渐减弱。一方面，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安全理事会经常陷入僵局；另一方面，新旧大国的兴衰和地区组织的崛起也挑战了联合国的权威性。

这种民粹化和民族主义的兴起，不仅仅是国内政治的现象，更是国际政治的现象。在国际舞台上，许多国家开始更加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，而不是全球的共同利益。比如在美国特朗普上台期间提出的“美国优先”，同样，在中国我们不再强调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宣传的“内部阶级路线”、取而代之的是“中华民族”这个对外的整体概念。

在这种时代下，和人类几百万年历史上演的“我”和“他”，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内外之争似乎没有本质区别，唯一的区别是人类将拥有更大的破坏力。目前人类发明核武器以来，从来没有在大国争夺中相互使用过，这并非简单威慑使然，只是因为利益的冲突没有到达这一阈值而已。

人类基于的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之分不可避免，但谁能开始把我们的范围扩大到全体人类呢？也许有的人选择交给后代，但有的人已经在先行。一个世纪前的爱因斯坦、罗素和其他一些思想家，他们对核武器的恐惧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心，使他们超越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，提出了全球主义的观念。他们认为，只有当人类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整体，才能真正避免自我毁灭。

这种全球主义的观念，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，但它为后来的环保运动、反核运动和其他全球性的社会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。

然而，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，它需要我们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，从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的成员，到地球上的一个居民。这需要我们放弃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利益，为了一个更大的共同利益。这种观念首先要接受多元文化的概念，使整体能够包含多元和差异，成为一个“我们”的概念。

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纳到这一点。文化全球化随着互联网技术被推进，比如日本的动漫和二次元、韩国的歌曲和音乐、中国的功夫和针灸、美国的嬉皮士和牛仔、法国的葡萄酒文化等。在全世界范围内精神文化越来越变得多元。另一方面的移民的流动增加，让跨国、跨种族婚姻越来越多，越来多的新生代在血缘并不属于单一种族，他们思想上更容易接受多元的国际文化。人类在文化和种族上变得越来越融合，全球主义和多元化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和地区能否更加繁荣的关键，更是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出路。

“我们与他们”只在一念之间。